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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如何走向科技前沿:產業政策與市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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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如何走向科技前沿:產業政策與市場環境

關鍵靠民營。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丨陳釗(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基于作者3月30日在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組織的20周年慶之鴻儒論道特別活動——“20年20人”講座內容整理而成。已經作者確認。

 

我最近這些年做產業政策方面研究比較多,借這個機會基于我的幾項研究和大家分享這個話題。大家很關注這個話題,特別是在當今的國際形勢下,我們該怎么走向科技前沿?我主要從產業政策、市場環境以及民營企業的角度和大家分享。

講具體內容之前,我用三句話概括一下:

第一,政策有所為。我們有一些致力于推動高科技產業研發創新的政策,我會通過自己的研究告訴大家,本著去偽存真的態度,中國的創新激勵政策是有效的。

第二,市場亦重要。即便沒有政策,市場也可以發揮它的作用,特別是對于新興產業的發展和產業升級。千萬不要忽視市場的重要性,不要以為有了政策就可以做好一切。

第三,關鍵靠民營。我們通過一項研究更加全面地識別了到底有哪些卡脖子領域以及從這些領域的發展背后看出什么。我們發現,中國未來想在這些領域有更好的發展,想走向科技前沿的話,關鍵還得依靠民營企業。

下面,我就按照政策有所為、市場亦重要、關鍵靠民企這個順序來展開。

第一,政策有所為。

對于產業政策的評價,必須case by case,不能籠統地講產業政策好不好,要不要產業政策。我這里要講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政策,涉及中國企業的創新或者研發激勵政策。為什么重要?因為研究與開發的投入有多少,決定了一個國家未來技術進步的潛力,通常我們會用研發占GDP的比重來進行國別比較。在跨國研發(R&D)強度的比較中,1996年中國的比例非常低,甚至還不如印度,但隨著時間推移中國上升速度非???,甚至把一些發達國家都拋到了后面,當然與美國還是有差距的。

對于這一現象,國際上有兩種聲音。一種聲音認為,中國對美國全球科技領導者的地位造成了挑戰,這帶點中國威脅論的味道;第二種聲音更多來自學者,他們發現中國企業研發投入的回報并不高,這似乎暗示著中國企業創新效率低下。

這就讓人產生了困惑,真相到底是什么呢?這需要我們去偽存真,用科學的態度抽絲剝繭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們先來說一下這里涉及到的高新技術企業研發激勵政策,它在2008年前后有一點變化。2008年前,中國認定了很多高新技術企業,它們有可能享受15%的優惠所得稅率。如果沒有政策優惠,內資企業所得稅率是33%,從33%到15%這是很大的優惠。當時外資企業普遍有各種優惠政策,它們的實際稅率是15-24%,因而這個政策對外資企業還不是那么有吸引力。

要享受優惠稅率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的研發強度得達到5%。企業的研發強度指什么?就是你的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重,要達到5%。后來政府發現,對所有的企業不管大企業、小企業都要求5%,太機械一刀切了。因為對小企業來講,拿出5%可能不夠,因為盤子小,大企業基數很大,拿5%可能太多了,所以不同規模企業應該有差異化對待。2008年之后,這個前提條件就有了一點變化,簡單來說就是,小企業要求高一點得6%,中等的4%,大企業3%。

2008年還發生了一件事,內資和外資的所得稅率都變成25%了。這意味著對外資來講,15%的優惠稅率也變得很有吸引力了。這樣的政策出來以后,企業會有什么反應?以2011年情況為例,橫軸是不同的研發強度,縱軸是對應研發強度的企業到底有多少。我們發現企業在不同研發強度上的分布密集程度有三個突起,如果沒有這三個突起,就是一條從左到右往下傾斜的線。也就是說,更多的企業研發做得比較少,研發強度越高,這樣的企業就越少。但是有三個突起,有些企業如果研發強度接近3%,就索性努力一下達到3%,到了3%之后就可以有政策優惠了。我們確實可以發現,小企業在6%這里突起,中等規模企業在4%,大企業在3%。所以,數據顯示企業研發強度的確對政策有反應。這是2011年的情況。

再來看一下大型外資企業的數據。2008年之前外資本來就有政策優惠,所以研發強度基本沒有受政策影響。2008年之后,大型外資企業的研發強度在3%這里就有了一個突起,因為政策要求大企業是3%,外資對政策也有反應了,看起來,創新激勵政策是有效果的。

再來看看小型本土企業。2006、2007年政策一刀切要求5%,企業扎堆在5%右邊一點點,2008年政策變了,小企業要求6%,我們從數據中的確可以看到2008年研發強度在6%右側集中,2009、2010年也都是在6%右側集中。所有這些好像都告訴我們政策是有效的。但這可能還不夠接近真相。在我在做學生的時候就去調研了一些高科技企業、軟件企業,當時就發現所謂的研發投入里很可能是有水分的。比如,企業可能把一些本來不應該算研發投入的,也算了進去。

為了回答我們關心的問題,要給出科學的解答,必須把水分擠掉,才能真正知道我們的創新激勵政策的效果是怎樣的?那么問題來了,怎么才能做到去偽存真呢?

在會計上,企業的研發投入屬于管理費用,但是管理費用除了研發之外還有其他的費用。按道理來講,一個企業的其他管理費用占銷售收入的比重和企業的研發強度高低沒有必然聯系。也就是說,隨著企業研發強度的增加,企業其他管理費用占銷售收入的比重應該不怎么變化,是一條水平線。

但通過察看數據,我們卻發現事實并非如此。當大企業研發強度比較低的時候,隨著研發強度增加,其他管理費用占銷售收入比重確實沒有什么變化,但是當研發強度達到3%時,這個比重突然就下來了。過了3%之后又慢慢恢復到原來的水平。這是為什么?對于中等規模的企業跳躍發生在4%,小企業在6%。

當大企業研發強度到3%的時候,為什么這個比重會突然往下跳躍?要么分子變小了,要么是分母突然變大了。分母可不可能突然變大?數據顯示,并沒有,這個不難理解,因為企業增值稅發票銷售收入沒有操作空間。還有一種可能,一個接近于中等規模的企業,可不可以把規模搞大一點,變成一個中等企業,這樣研發強度的要求就從6%下降到4%了。但數據顯示,企業的銷售收入并沒有在規模分界處發生明顯跳躍。排除這兩種情況后,唯一的可能是分子突然變小,就是其他管理費用突然變小了。這就是說,企業把原先不屬于研發費用的其它管理成本重新貼了一個標簽,稱之為研發費用。由于存在這樣的研發操縱,我們就必須先去偽存真,才能知道企業真正的研發回報是怎樣的?

我們的研究最終表明,企業真實的研發投入增加一倍,整體效率可以提高9%,這恰恰是國際同類研究所得出的平均水平。所以,中國企業的研發效率并不低,我們的研發激勵政策是有效的。

此外,這一政策也是合理的。因為任何政策的激勵一定會導致市場價格的扭曲,這是有損失的。這個事情什么時候值得做?我們知道,研發活動存在正外部性。只有正外部性足夠高,也就是一個企業提高研發投入能夠給其它企業帶來足夠的好處時,政策干預才會在整體上提高社會福利。我們的研究發現,只要研發投入能使整體效率提高6.9%以上就能滿足這一條件。而我們估算出來的是9%,大于6.9%這個要求,所以,這項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激勵政策整體上是提高社會福利的,因而這一政策具有合理性。

最后,這項政策也體現出先進性。以歐美為例,激勵研發活動的普遍做法是采用線性的補貼。不管企業大小,線性補貼政策會根據企業的研發投入提供一定比例的補貼。這種政策之下,受益的企業當然也會更多。而中國所實施的面向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激勵政策卻是抓大放小,通過針對不同規模的企業設置一定的研發強度門檻而受益于相對少數的有潛力的創新型企業。在監管能力有限的前提下,這樣做反而能夠更好地限制企業的研發操縱行為,使政策設計更為優化。

要知道現實中,我們不能以完全杜絕研發操縱為政策目的,這是不可能的。這就好比我們生活在現實世界里,就不可能沒有摩擦力,這種情況只在實驗室里才有?,F實中有信息不對稱,就會有企業的研發操縱行為。而我們的最佳政策選擇就是在合理控制研發操縱的前提下,有效促進企業真實的研發投入。

上面第一部分的內容是是想告訴大家,以我們對中國科技進步最重要的創新激勵政策來講,該政策確實是有效的、合理的、先進的。只要有好的設計,政策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第二,市場亦重要。

產業政策不可能方方面面政府都能提前想到,特別是在新興產業的發展上。既然是新興產業,就很可能是剛剛才發展起來,政府還不知道,只有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才知道。你連這個產業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可能通過政策加以干預呢?對于這樣的產業,天然地需要依靠市場。那么,在產業政策缺位的情況下,市場能不能起到促進新興產業發展的作用呢?我們選擇了一個行業進行研究——無人機行業。雖然我沒有玩過無人機,但這個行業幾乎無人不知,因為它的發展實在大快了,我們在民用無人機方面的表現尤其突出,在國際上占有很大的市場份額。

但是,我們基本上沒有什么事前針對無人機行業的政策扶持,有的只是一些規范性政策,比如關于航空器的空間管理等等。所以,我們特別想知道,在政策缺位時市場因素怎么起作用?這里我們想強調的市場因素就是上游產業基礎。學者也好,國家領導人也好,很多場合都提到過上游產業鏈基礎的重要性。

我們看一個非常簡單的圖,橫軸是每個城市當地無人機上游企業的數量,縱軸是無人機企業登記注冊的數量。我們發現兩者高度正相關,看起來上游產業基礎和無人機產業發展是非常相關的。從研究角度來講,這里有沒有因果關系?這里我們想強調的因果關系就是上游產業越發達的地方,無人機產業的發展也會越好。因為無人機是個新的東西,所以,我們并不擔心事實上的因果關系是倒過來的。但我們擔心的是,存在一些潛在的因素,比如這個地方政府特別能干,法治特別完善,所以這個地方上游產業發展得好,無人機發展得也好,但是上游產業與無人機兩者之間也許沒有因果關系。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講,我們要說清楚這個問題。

我們用工商登記注冊數據,因為這個數據是最新的,別的企業數據達不到時間要求。根據登記注冊的經營范圍,我們可以找到無人機制造業企業,比如2019年有1.5萬家。怎么找到無人機的上游產業呢?以前我們研究上游產業,比如汽車產業的上游是什么?太多了。這里我們通常拿投入產出表的投入產出系數來衡量每個產業在多大程度上是其它產業的上游,所以,這是一個系數。選擇無人機來研究有一個特別的好處。它的上游并不多,且比較明確,這樣就可以直接定義哪些是無人機的上游。根據萬得和啟信寶的數據我們明確定義了無人機的上游產業,比如電子調速器在國民經濟分類里面屬于電力電子元器件制造,就是其中一個上游。接下來我們就能衡量不同城市無人機的上游產業基礎了。

研究無人機還有一個獨特的好處。我們一直講產業升級,但怎么度量呢?其實很難。有些用二三產業結構轉變,還有用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變化來度量產業升級。無人機給了一個很好的視角,如果你以前是做消費級無人機的,也就是當玩具飛的,現在突然去做工業級無人機了,這就是一個巨大的產業升級,因為兩者對生產的技術要求是不一樣的。

在這項研究中,我們的主要發現有以下幾點:

第一,如果一個城市上游產業基礎更好的話,這個城市無人機企業的進入會更多。剛才說這不一定是因果關系,可能因為制度等因素在起作用,使得兩者共同有好的表現。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做了一些努力,希望驗證因果關系,比如工具變量等等。但我認為,最重要也最有意思的是我們做的一項安慰劑檢驗。這背后的邏輯是這樣的,芯片也是無人機的上游行業,但無人機所需要的芯片我們自己卻提供不了,必須要進口。這樣的話,一個城市芯片產業的發達程度和無人機行業的發展就沒有因果關系,因為再發達也用不了,我得進口。如果前面我們發現的無人機的發展和當地上游產業的發達程度只是一種正相關性,而非因果關系的話,我應該也能看到一個地方芯片行業的發達程度與當地無人機行業的發展也會存在正相關關系。比如,芯片行業的發達是因為當地有好的制度環境,無人機會發達同樣也是因為好的制度環境。但如果前面我們發現的上游行業與無人機之間的相關性是真的因果關系的話,那么當地芯片行業與無人機之間就應該不存在這樣的相關性。我們的實證研究也的確證實了這一點。

第二,我們發現好的上游產業基礎,有利于無人機企業的生產從消費級向工業級轉型,有更多無人機企業會開始生產工業級無人機。我們通過工商數據中的企業經營范圍信息,利用“巡線”、“巡檢”等針對專業無人機的關鍵詞通過文本分析來定義生產專業級無人機的企業。但有人也許會說,你這只是企業的工商登記注冊寫寫而已的,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到底是怎樣的呢?這就是我們的第三個發現。

第三,上游產業基礎也有利于無人機企業實質性地取得更好的經營表現。但企業數據沒有這么新的年份,我們怎么說明這一點呢?從兩個方面:一是看網絡招聘信息,如果有無人機企業在勞動力市場上招聘,并且是招聘對技能要求比較高的高學歷人才,就說明無人機企業發展得比較好。二是看企業在資本市場上的表現。如果你拿到了融資,有人投資你,就說明你發展得比較好,這也是企業經營較好的一種體現。我們的實證研究確實發現,當一個城市無人機上游產業基礎更好的時候,這個城市的無人機企業更可能在勞動力市場上有好的表現,并且在資本市場上更可能獲得融資。

根據這些工作我們可以說,即使沒有產業政策,如果有好的市場環境,特別是有好的上游產業基礎的話,新興產業也可以獲得發展,可以有更多的企業進入,可以有更好的產業升級以及市場表現。

今天的題目是中國如何走向全球科技前沿?什么叫前沿?就是做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就是未知的產業空間。這時我們不能指望直接的產業政策扶持,市場環境就變得非常重要。

說到產業鏈基礎,以無人機上游為例,大量的上游產業都是民營企業,為什么深圳無人機發展特別好?因為那里無人機的上游產業非常發達,其中大量都是民營企業。這就來到今天最后一個要點。

第三,關鍵靠民企。

最近卡脖子這個話題大家談得比較多。有一種說法,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看上去好像是一個很自豪的事情,因為產業鏈可以打通,供應鏈網絡可以配套健全。再來看一下中國和美國不同年份各自出口產品復雜度排名,原始數據來自哈佛大學發展實驗室??梢钥吹?,美國的排名比較靠前,出口產品比較復雜,科技技術含量比較高。中國呢?看上去是比較令人振奮的現象,2000年出口復雜度排名約40名,但隨著時間推移,出口復雜度排名上升非???。

但我們再來看另一個事實。中美貿易爭端之后,有些行業中我們的進口額有明顯下降,而這些行業恰恰是我們不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也所謂的卡脖子行業。

那么,到底哪些領域是屬于被卡脖子的關鍵核心技術?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列舉,比如《科技日報》曾經有過一個清單。但我們更希望從所有的制造業行業中,找出哪些行業屬于卡脖子或者關鍵核心技術領域。我們的識別邏輯是,判斷是否屬于生產核心?是不是被少數發達國家壟斷?我們自己的水平和發達國家的水平差距大嗎?同時具備這三個特征就是我們認為的具有卡脖子風險的關鍵核心技術領域。

基于這個邏輯,我們還要用到機器學習的概念,再用《科技日報》的清單做交叉驗證。機器學習中的訓練數據來自兩個清單。一個是中美貿易爭端時,我們對美加征關稅的商品清單。這些屬于非關鍵核心技術產品。什么是關鍵核心技術產品?這個來自排除清單,也就是加征關稅時我們認為需要加以排除的清單。因為對于這些商品,我們很難找到替代品,如果加征關稅會對我們造成嚴重經濟損害,會對相關行業造成重大負面結構性影響。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卡脖子領域。

基于這個訓練數據集,通過機器學習的方法我們就能找到最為合理的識別 卡脖子領域的一套規則,基于這個規則,我們就能夠最終預測出誰是卡脖子行業。

最終預測的情況怎么樣?我們可以比較前面的訓練集與后面的預測集。在訓練集數據中,關鍵核心技術和非關鍵核心技術在幾個指標上確實不一樣,卡脖子領域進口依存度相對更高、發達國家進口比例更高、相對進口單價也是更高的。而在預測集里面,我們預測出的卡脖子和非卡脖子領域也在這幾個維度上有明顯差異。

再把出口產品復雜度排名,區分為我們預測出來的卡脖子和非卡脖子產品,可以看出來卡脖子產品復雜度排名會更靠前。所以,從出口復雜度來看,我們識別出來的卡脖子產品的確與眾不同。

如果把我們找到的一些代表性的卡脖子領域列出來,就可以發現《科技日報》所列出來的卡脖子領域都在我們的預測之中,我們通過機器學習得到的規則并沒有把它們漏掉。但我們也找出了一些《科技日報》并沒有列出的卡脖子產品,比如汽車變速器、人類用疫苗等。

我們也對“卡脖子”產品的進口來源地進行了區分?!翱ú弊印碑a品的進口來自少數發達國家,且這些發達國家的占比比較穩定,而非卡脖子產品中,這四個發達國家的進口比較少。這與之前我們對“卡脖子”產品的定義有關。

下面看企業所有制,區分進口與出口,這些行業全部是卡脖子領域??梢钥吹?,無論進口還是出口,更多是外資企業在做,在中國進口卡脖子主要是外資企業,出口卡脖子也主要是外資企業。而內資企業則相對比較少。所以,我們應該認識到自己的技術水平還不是那么接近國際前沿,即便在出口卡脖子產品,也是以外資企業為主在出口,我們要認識到這一點,與總書記講的要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關系。我們必須堅持對外開放,而且還要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這樣才能把高水平的外資吸引進來,這樣我們才能得益于更高水平的技術溢出。

內資企業怎么樣呢?我們再進一步比較民營和國企??梢园l現,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民企的表現都要遠遠好于國企,并且民企的份額還有上升的趨勢。所以,即便從內循環角度來看,本土企業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要走向科技前沿的話還是得靠民企。我們一直強調要趕超、追趕國際前沿,那么大家要記住,這個任務主要靠的是民企。既然民企如此重要,我們就不能一邊強調技術很重要,一邊不去鼓勵民企發展,這兩個事情是沖突的。

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產品進出口的地區分布也很有意思。在進口中,蘇州的外資企業最為重要,排在上海前面。第三名是深圳,深圳也很有特點,不僅外資進口多,民企比外資甚至還要多一點,這說明深圳以民營企業為代表的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突破非常明顯,這和蘇州、上海不一樣。

出口方面的表現更有意思。相對進口來講,出口更加反映我們距離科技前沿的位置。出口第一名是深圳,而且深圳民企出口超過外資。第二名是蘇州,上海是第三名。所以,以后中國走向科技前沿的希望在哪里?恐怕最大的希望在珠三角,在民營企業。這再次告訴我們,市場化非常重要,民間力量很重要。

最后,我們來做一個總結:中國如何走向科技前沿?

第一,好的政策設計可以發揮好的作用,我們要有自信。當然我們也要小心,不要以為政策能夠解決一切。

第二,市場也是很重要,尤其對于新興產業的發展以及未知領域的進步,千萬不能忽視市場的作用。

第三,中國未來走向科技前沿,最終還是要落實到企業身上的,是要由企業家精神來實現的,而這離不開民營企業的發展。

作為總結,以上內容無非是告訴我們,如果想邁向科技前沿,必須要把改革開放進行到底。所謂改革,就是要有好的市場環境、營商環境,要讓民企有一個公平的環境就可以了,這就是最好的政策,這就是改革的目標。所謂開放,就是在現有的國內國際形勢下,依然應當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這有利于我們繞過少數別有用心的發達國家對我們發展的限制,也能夠讓外資發揮更大作用,讓本土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享受更多的技術溢出,提高技術水平。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責編郵箱:yanguihua@jiemian.com。)

未經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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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靠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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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陳釗(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基于作者3月30日在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組織的20周年慶之鴻儒論道特別活動——“20年20人”講座內容整理而成。已經作者確認。

 

我最近這些年做產業政策方面研究比較多,借這個機會基于我的幾項研究和大家分享這個話題。大家很關注這個話題,特別是在當今的國際形勢下,我們該怎么走向科技前沿?我主要從產業政策、市場環境以及民營企業的角度和大家分享。

講具體內容之前,我用三句話概括一下:

第一,政策有所為。我們有一些致力于推動高科技產業研發創新的政策,我會通過自己的研究告訴大家,本著去偽存真的態度,中國的創新激勵政策是有效的。

第二,市場亦重要。即便沒有政策,市場也可以發揮它的作用,特別是對于新興產業的發展和產業升級。千萬不要忽視市場的重要性,不要以為有了政策就可以做好一切。

第三,關鍵靠民營。我們通過一項研究更加全面地識別了到底有哪些卡脖子領域以及從這些領域的發展背后看出什么。我們發現,中國未來想在這些領域有更好的發展,想走向科技前沿的話,關鍵還得依靠民營企業。

下面,我就按照政策有所為、市場亦重要、關鍵靠民企這個順序來展開。

第一,政策有所為。

對于產業政策的評價,必須case by case,不能籠統地講產業政策好不好,要不要產業政策。我這里要講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政策,涉及中國企業的創新或者研發激勵政策。為什么重要?因為研究與開發的投入有多少,決定了一個國家未來技術進步的潛力,通常我們會用研發占GDP的比重來進行國別比較。在跨國研發(R&D)強度的比較中,1996年中國的比例非常低,甚至還不如印度,但隨著時間推移中國上升速度非???,甚至把一些發達國家都拋到了后面,當然與美國還是有差距的。

對于這一現象,國際上有兩種聲音。一種聲音認為,中國對美國全球科技領導者的地位造成了挑戰,這帶點中國威脅論的味道;第二種聲音更多來自學者,他們發現中國企業研發投入的回報并不高,這似乎暗示著中國企業創新效率低下。

這就讓人產生了困惑,真相到底是什么呢?這需要我們去偽存真,用科學的態度抽絲剝繭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們先來說一下這里涉及到的高新技術企業研發激勵政策,它在2008年前后有一點變化。2008年前,中國認定了很多高新技術企業,它們有可能享受15%的優惠所得稅率。如果沒有政策優惠,內資企業所得稅率是33%,從33%到15%這是很大的優惠。當時外資企業普遍有各種優惠政策,它們的實際稅率是15-24%,因而這個政策對外資企業還不是那么有吸引力。

要享受優惠稅率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的研發強度得達到5%。企業的研發強度指什么?就是你的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重,要達到5%。后來政府發現,對所有的企業不管大企業、小企業都要求5%,太機械一刀切了。因為對小企業來講,拿出5%可能不夠,因為盤子小,大企業基數很大,拿5%可能太多了,所以不同規模企業應該有差異化對待。2008年之后,這個前提條件就有了一點變化,簡單來說就是,小企業要求高一點得6%,中等的4%,大企業3%。

2008年還發生了一件事,內資和外資的所得稅率都變成25%了。這意味著對外資來講,15%的優惠稅率也變得很有吸引力了。這樣的政策出來以后,企業會有什么反應?以2011年情況為例,橫軸是不同的研發強度,縱軸是對應研發強度的企業到底有多少。我們發現企業在不同研發強度上的分布密集程度有三個突起,如果沒有這三個突起,就是一條從左到右往下傾斜的線。也就是說,更多的企業研發做得比較少,研發強度越高,這樣的企業就越少。但是有三個突起,有些企業如果研發強度接近3%,就索性努力一下達到3%,到了3%之后就可以有政策優惠了。我們確實可以發現,小企業在6%這里突起,中等規模企業在4%,大企業在3%。所以,數據顯示企業研發強度的確對政策有反應。這是2011年的情況。

再來看一下大型外資企業的數據。2008年之前外資本來就有政策優惠,所以研發強度基本沒有受政策影響。2008年之后,大型外資企業的研發強度在3%這里就有了一個突起,因為政策要求大企業是3%,外資對政策也有反應了,看起來,創新激勵政策是有效果的。

再來看看小型本土企業。2006、2007年政策一刀切要求5%,企業扎堆在5%右邊一點點,2008年政策變了,小企業要求6%,我們從數據中的確可以看到2008年研發強度在6%右側集中,2009、2010年也都是在6%右側集中。所有這些好像都告訴我們政策是有效的。但這可能還不夠接近真相。在我在做學生的時候就去調研了一些高科技企業、軟件企業,當時就發現所謂的研發投入里很可能是有水分的。比如,企業可能把一些本來不應該算研發投入的,也算了進去。

為了回答我們關心的問題,要給出科學的解答,必須把水分擠掉,才能真正知道我們的創新激勵政策的效果是怎樣的?那么問題來了,怎么才能做到去偽存真呢?

在會計上,企業的研發投入屬于管理費用,但是管理費用除了研發之外還有其他的費用。按道理來講,一個企業的其他管理費用占銷售收入的比重和企業的研發強度高低沒有必然聯系。也就是說,隨著企業研發強度的增加,企業其他管理費用占銷售收入的比重應該不怎么變化,是一條水平線。

但通過察看數據,我們卻發現事實并非如此。當大企業研發強度比較低的時候,隨著研發強度增加,其他管理費用占銷售收入比重確實沒有什么變化,但是當研發強度達到3%時,這個比重突然就下來了。過了3%之后又慢慢恢復到原來的水平。這是為什么?對于中等規模的企業跳躍發生在4%,小企業在6%。

當大企業研發強度到3%的時候,為什么這個比重會突然往下跳躍?要么分子變小了,要么是分母突然變大了。分母可不可能突然變大?數據顯示,并沒有,這個不難理解,因為企業增值稅發票銷售收入沒有操作空間。還有一種可能,一個接近于中等規模的企業,可不可以把規模搞大一點,變成一個中等企業,這樣研發強度的要求就從6%下降到4%了。但數據顯示,企業的銷售收入并沒有在規模分界處發生明顯跳躍。排除這兩種情況后,唯一的可能是分子突然變小,就是其他管理費用突然變小了。這就是說,企業把原先不屬于研發費用的其它管理成本重新貼了一個標簽,稱之為研發費用。由于存在這樣的研發操縱,我們就必須先去偽存真,才能知道企業真正的研發回報是怎樣的?

我們的研究最終表明,企業真實的研發投入增加一倍,整體效率可以提高9%,這恰恰是國際同類研究所得出的平均水平。所以,中國企業的研發效率并不低,我們的研發激勵政策是有效的。

此外,這一政策也是合理的。因為任何政策的激勵一定會導致市場價格的扭曲,這是有損失的。這個事情什么時候值得做?我們知道,研發活動存在正外部性。只有正外部性足夠高,也就是一個企業提高研發投入能夠給其它企業帶來足夠的好處時,政策干預才會在整體上提高社會福利。我們的研究發現,只要研發投入能使整體效率提高6.9%以上就能滿足這一條件。而我們估算出來的是9%,大于6.9%這個要求,所以,這項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激勵政策整體上是提高社會福利的,因而這一政策具有合理性。

最后,這項政策也體現出先進性。以歐美為例,激勵研發活動的普遍做法是采用線性的補貼。不管企業大小,線性補貼政策會根據企業的研發投入提供一定比例的補貼。這種政策之下,受益的企業當然也會更多。而中國所實施的面向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激勵政策卻是抓大放小,通過針對不同規模的企業設置一定的研發強度門檻而受益于相對少數的有潛力的創新型企業。在監管能力有限的前提下,這樣做反而能夠更好地限制企業的研發操縱行為,使政策設計更為優化。

要知道現實中,我們不能以完全杜絕研發操縱為政策目的,這是不可能的。這就好比我們生活在現實世界里,就不可能沒有摩擦力,這種情況只在實驗室里才有?,F實中有信息不對稱,就會有企業的研發操縱行為。而我們的最佳政策選擇就是在合理控制研發操縱的前提下,有效促進企業真實的研發投入。

上面第一部分的內容是是想告訴大家,以我們對中國科技進步最重要的創新激勵政策來講,該政策確實是有效的、合理的、先進的。只要有好的設計,政策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第二,市場亦重要。

產業政策不可能方方面面政府都能提前想到,特別是在新興產業的發展上。既然是新興產業,就很可能是剛剛才發展起來,政府還不知道,只有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才知道。你連這個產業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可能通過政策加以干預呢?對于這樣的產業,天然地需要依靠市場。那么,在產業政策缺位的情況下,市場能不能起到促進新興產業發展的作用呢?我們選擇了一個行業進行研究——無人機行業。雖然我沒有玩過無人機,但這個行業幾乎無人不知,因為它的發展實在大快了,我們在民用無人機方面的表現尤其突出,在國際上占有很大的市場份額。

但是,我們基本上沒有什么事前針對無人機行業的政策扶持,有的只是一些規范性政策,比如關于航空器的空間管理等等。所以,我們特別想知道,在政策缺位時市場因素怎么起作用?這里我們想強調的市場因素就是上游產業基礎。學者也好,國家領導人也好,很多場合都提到過上游產業鏈基礎的重要性。

我們看一個非常簡單的圖,橫軸是每個城市當地無人機上游企業的數量,縱軸是無人機企業登記注冊的數量。我們發現兩者高度正相關,看起來上游產業基礎和無人機產業發展是非常相關的。從研究角度來講,這里有沒有因果關系?這里我們想強調的因果關系就是上游產業越發達的地方,無人機產業的發展也會越好。因為無人機是個新的東西,所以,我們并不擔心事實上的因果關系是倒過來的。但我們擔心的是,存在一些潛在的因素,比如這個地方政府特別能干,法治特別完善,所以這個地方上游產業發展得好,無人機發展得也好,但是上游產業與無人機兩者之間也許沒有因果關系。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講,我們要說清楚這個問題。

我們用工商登記注冊數據,因為這個數據是最新的,別的企業數據達不到時間要求。根據登記注冊的經營范圍,我們可以找到無人機制造業企業,比如2019年有1.5萬家。怎么找到無人機的上游產業呢?以前我們研究上游產業,比如汽車產業的上游是什么?太多了。這里我們通常拿投入產出表的投入產出系數來衡量每個產業在多大程度上是其它產業的上游,所以,這是一個系數。選擇無人機來研究有一個特別的好處。它的上游并不多,且比較明確,這樣就可以直接定義哪些是無人機的上游。根據萬得和啟信寶的數據我們明確定義了無人機的上游產業,比如電子調速器在國民經濟分類里面屬于電力電子元器件制造,就是其中一個上游。接下來我們就能衡量不同城市無人機的上游產業基礎了。

研究無人機還有一個獨特的好處。我們一直講產業升級,但怎么度量呢?其實很難。有些用二三產業結構轉變,還有用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變化來度量產業升級。無人機給了一個很好的視角,如果你以前是做消費級無人機的,也就是當玩具飛的,現在突然去做工業級無人機了,這就是一個巨大的產業升級,因為兩者對生產的技術要求是不一樣的。

在這項研究中,我們的主要發現有以下幾點:

第一,如果一個城市上游產業基礎更好的話,這個城市無人機企業的進入會更多。剛才說這不一定是因果關系,可能因為制度等因素在起作用,使得兩者共同有好的表現。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做了一些努力,希望驗證因果關系,比如工具變量等等。但我認為,最重要也最有意思的是我們做的一項安慰劑檢驗。這背后的邏輯是這樣的,芯片也是無人機的上游行業,但無人機所需要的芯片我們自己卻提供不了,必須要進口。這樣的話,一個城市芯片產業的發達程度和無人機行業的發展就沒有因果關系,因為再發達也用不了,我得進口。如果前面我們發現的無人機的發展和當地上游產業的發達程度只是一種正相關性,而非因果關系的話,我應該也能看到一個地方芯片行業的發達程度與當地無人機行業的發展也會存在正相關關系。比如,芯片行業的發達是因為當地有好的制度環境,無人機會發達同樣也是因為好的制度環境。但如果前面我們發現的上游行業與無人機之間的相關性是真的因果關系的話,那么當地芯片行業與無人機之間就應該不存在這樣的相關性。我們的實證研究也的確證實了這一點。

第二,我們發現好的上游產業基礎,有利于無人機企業的生產從消費級向工業級轉型,有更多無人機企業會開始生產工業級無人機。我們通過工商數據中的企業經營范圍信息,利用“巡線”、“巡檢”等針對專業無人機的關鍵詞通過文本分析來定義生產專業級無人機的企業。但有人也許會說,你這只是企業的工商登記注冊寫寫而已的,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到底是怎樣的呢?這就是我們的第三個發現。

第三,上游產業基礎也有利于無人機企業實質性地取得更好的經營表現。但企業數據沒有這么新的年份,我們怎么說明這一點呢?從兩個方面:一是看網絡招聘信息,如果有無人機企業在勞動力市場上招聘,并且是招聘對技能要求比較高的高學歷人才,就說明無人機企業發展得比較好。二是看企業在資本市場上的表現。如果你拿到了融資,有人投資你,就說明你發展得比較好,這也是企業經營較好的一種體現。我們的實證研究確實發現,當一個城市無人機上游產業基礎更好的時候,這個城市的無人機企業更可能在勞動力市場上有好的表現,并且在資本市場上更可能獲得融資。

根據這些工作我們可以說,即使沒有產業政策,如果有好的市場環境,特別是有好的上游產業基礎的話,新興產業也可以獲得發展,可以有更多的企業進入,可以有更好的產業升級以及市場表現。

今天的題目是中國如何走向全球科技前沿?什么叫前沿?就是做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就是未知的產業空間。這時我們不能指望直接的產業政策扶持,市場環境就變得非常重要。

說到產業鏈基礎,以無人機上游為例,大量的上游產業都是民營企業,為什么深圳無人機發展特別好?因為那里無人機的上游產業非常發達,其中大量都是民營企業。這就來到今天最后一個要點。

第三,關鍵靠民企。

最近卡脖子這個話題大家談得比較多。有一種說法,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看上去好像是一個很自豪的事情,因為產業鏈可以打通,供應鏈網絡可以配套健全。再來看一下中國和美國不同年份各自出口產品復雜度排名,原始數據來自哈佛大學發展實驗室??梢钥吹?,美國的排名比較靠前,出口產品比較復雜,科技技術含量比較高。中國呢?看上去是比較令人振奮的現象,2000年出口復雜度排名約40名,但隨著時間推移,出口復雜度排名上升非???。

但我們再來看另一個事實。中美貿易爭端之后,有些行業中我們的進口額有明顯下降,而這些行業恰恰是我們不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也所謂的卡脖子行業。

那么,到底哪些領域是屬于被卡脖子的關鍵核心技術?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列舉,比如《科技日報》曾經有過一個清單。但我們更希望從所有的制造業行業中,找出哪些行業屬于卡脖子或者關鍵核心技術領域。我們的識別邏輯是,判斷是否屬于生產核心?是不是被少數發達國家壟斷?我們自己的水平和發達國家的水平差距大嗎?同時具備這三個特征就是我們認為的具有卡脖子風險的關鍵核心技術領域。

基于這個邏輯,我們還要用到機器學習的概念,再用《科技日報》的清單做交叉驗證。機器學習中的訓練數據來自兩個清單。一個是中美貿易爭端時,我們對美加征關稅的商品清單。這些屬于非關鍵核心技術產品。什么是關鍵核心技術產品?這個來自排除清單,也就是加征關稅時我們認為需要加以排除的清單。因為對于這些商品,我們很難找到替代品,如果加征關稅會對我們造成嚴重經濟損害,會對相關行業造成重大負面結構性影響。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卡脖子領域。

基于這個訓練數據集,通過機器學習的方法我們就能找到最為合理的識別 卡脖子領域的一套規則,基于這個規則,我們就能夠最終預測出誰是卡脖子行業。

最終預測的情況怎么樣?我們可以比較前面的訓練集與后面的預測集。在訓練集數據中,關鍵核心技術和非關鍵核心技術在幾個指標上確實不一樣,卡脖子領域進口依存度相對更高、發達國家進口比例更高、相對進口單價也是更高的。而在預測集里面,我們預測出的卡脖子和非卡脖子領域也在這幾個維度上有明顯差異。

再把出口產品復雜度排名,區分為我們預測出來的卡脖子和非卡脖子產品,可以看出來卡脖子產品復雜度排名會更靠前。所以,從出口復雜度來看,我們識別出來的卡脖子產品的確與眾不同。

如果把我們找到的一些代表性的卡脖子領域列出來,就可以發現《科技日報》所列出來的卡脖子領域都在我們的預測之中,我們通過機器學習得到的規則并沒有把它們漏掉。但我們也找出了一些《科技日報》并沒有列出的卡脖子產品,比如汽車變速器、人類用疫苗等。

我們也對“卡脖子”產品的進口來源地進行了區分?!翱ú弊印碑a品的進口來自少數發達國家,且這些發達國家的占比比較穩定,而非卡脖子產品中,這四個發達國家的進口比較少。這與之前我們對“卡脖子”產品的定義有關。

下面看企業所有制,區分進口與出口,這些行業全部是卡脖子領域??梢钥吹?,無論進口還是出口,更多是外資企業在做,在中國進口卡脖子主要是外資企業,出口卡脖子也主要是外資企業。而內資企業則相對比較少。所以,我們應該認識到自己的技術水平還不是那么接近國際前沿,即便在出口卡脖子產品,也是以外資企業為主在出口,我們要認識到這一點,與總書記講的要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關系。我們必須堅持對外開放,而且還要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這樣才能把高水平的外資吸引進來,這樣我們才能得益于更高水平的技術溢出。

內資企業怎么樣呢?我們再進一步比較民營和國企??梢园l現,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民企的表現都要遠遠好于國企,并且民企的份額還有上升的趨勢。所以,即便從內循環角度來看,本土企業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要走向科技前沿的話還是得靠民企。我們一直強調要趕超、追趕國際前沿,那么大家要記住,這個任務主要靠的是民企。既然民企如此重要,我們就不能一邊強調技術很重要,一邊不去鼓勵民企發展,這兩個事情是沖突的。

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產品進出口的地區分布也很有意思。在進口中,蘇州的外資企業最為重要,排在上海前面。第三名是深圳,深圳也很有特點,不僅外資進口多,民企比外資甚至還要多一點,這說明深圳以民營企業為代表的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突破非常明顯,這和蘇州、上海不一樣。

出口方面的表現更有意思。相對進口來講,出口更加反映我們距離科技前沿的位置。出口第一名是深圳,而且深圳民企出口超過外資。第二名是蘇州,上海是第三名。所以,以后中國走向科技前沿的希望在哪里?恐怕最大的希望在珠三角,在民營企業。這再次告訴我們,市場化非常重要,民間力量很重要。

最后,我們來做一個總結:中國如何走向科技前沿?

第一,好的政策設計可以發揮好的作用,我們要有自信。當然我們也要小心,不要以為政策能夠解決一切。

第二,市場也是很重要,尤其對于新興產業的發展以及未知領域的進步,千萬不能忽視市場的作用。

第三,中國未來走向科技前沿,最終還是要落實到企業身上的,是要由企業家精神來實現的,而這離不開民營企業的發展。

作為總結,以上內容無非是告訴我們,如果想邁向科技前沿,必須要把改革開放進行到底。所謂改革,就是要有好的市場環境、營商環境,要讓民企有一個公平的環境就可以了,這就是最好的政策,這就是改革的目標。所謂開放,就是在現有的國內國際形勢下,依然應當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這有利于我們繞過少數別有用心的發達國家對我們發展的限制,也能夠讓外資發揮更大作用,讓本土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享受更多的技術溢出,提高技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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